像变了一个人,习近平努力弥合着北京娃和村里娃的差异,而这意味着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变。

对于习近平来说,梁家河最难忍、最恼人的是跳蚤。陕北人叫它“虼蚤”。习近平皮肤过敏,跳蚤叮咬后用手一挠,就肿起了红疙瘩,越挠越痒,痛苦不堪。石春阳当年和习近平一起劳动,从他挽起的裤腿下,看到过习近平身上被跳蚤、虱子叮咬过的疤痕—他的小腿上到处是被咬过后肿起的红疙瘩,有的刚刚结痂,有的痂被抓掉,往外渗着血水……

习近平他们寻找着对付跳蚤的各种办法。他们给炕上撒六六粉;进门的时候抖抖裤脚;有时烧一锅开水,把衣服烫一烫。两年后,习近平就习惯了,任跳蚤怎么叮咬,照样酣然入睡。

上厕所也不习惯。农家的厕所都很简陋,在窑洞外面的角落挖个坑,四周用石板遮挡一下就成了。厕所又脏又臭,冬天蹲在里面,四面透风,冻得人直哆嗦;夏天,蚊蝇飞舞,气味令人窒息,以至于上厕所成了一件让人发怵的事。同在梁家河插队的知青戴明回忆说:“后来大家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。”

农村没条件洗澡,天冷的时候,就烧点热水,用毛巾擦一擦。天气转暖了,大家就会到河边冲凉,虽说穿了游泳裤，但村里人笑话他们说大小伙子还光“沟子”(屁股),以后他们再也没那样洗过。

刷牙也差点儿成了笑料。村里人不明白刷牙是怎么一回事,早上看到知青们刷牙,就说:“这帮知青不知怎么了,早上起来嘴里吐白沫哩!”

在邢文英眼里,习近平是个“内向的少年,站在门口,拿本书看”。邢文英来自北京五十七中,在文安驿公社高家坪大队插队,习近平常来这里找他的知青好友。戴明说,习近平从来不诉苦,也不抱怨,很坚强。在村里人看来,习近平见多识广,性格随和,说话不偏激也不保守,非常实在。

习近平身上没有那种让人产生隔膜的“城市味”。

张卫庞的岳父张贵林是一位老革命。梁家河党支部建立于1935年,是革命年代延川较早建立的农村支部之一。张贵林从1936年开始就担任这个支部的书记,直到1960年。习近平到梁家河插队后不久,张贵林的母亲去世了,当年她支持儿子“闹红”①,是一位英雄的母亲。习近平前去祭拜,在老人的遗体前深深地鞠了三躬,以表达对老人家的敬意。

村子里还有两位退伍兵,一位叫薛玉斌,一位叫张志忠两人都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战役。薛玉斌说,他们有一次在石堡(今黄龙县城)准备打一次伏击,正是习仲勋给他们做的战前动员。习近平对这些老人很尊重,时常去探访他们。

梁家河有一个后生叫灵娃,是基建队队长武玉华的儿子。灵娃有智力缺陷,说话不知深浅,做事冒冒失失,但是能干活。村里人把他当成“开心果”,常逗他出丑。有时,灵娃让人下不了台,还会挨顿打。灵娃妈心疼孩子,常为灵娃的事与人打“嘴官司”。

知青编入基建队后,武玉华和灵娃妈都很紧张。那可是京城里来的娃娃,灵娃万一惹出个什么乱子可怎么得了!他们担心灵娃跟知青发生冲突,劳动的时候,灵娃妈就守在灵娃身边,但总有守不住的时候。

习近平他们几个知青都抽烟,劳动中间休息,大家就会卷上一支。有时习近平卷好烟,放到嘴边刚要抽,就被冲上来的灵娃抢走,揉碎扔了。这样的事儿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发生,但没有人看见习近平恼怒过。乡亲们把这事儿看在眼里说“近平这后生仁义”。

1993年,习近平回梁家河看望乡亲们的时候,专门问起了灵娃。得知武玉华和灵娃妈相继去世,灵娃进了养老院,习近平拿出500块钱,让武晖转交给灵娃。

身上没有“城市味”的习近平跟村子里的年轻人也很快熟悉起来。他把自己的鞋子送给家境贫困的伙伴,有时还会当起理发师,给村里的青年人理发,有一阵儿他还当起了游泳教练,教那些只会“狗刨式”的青年学习蛙泳。梁家河返乡知青王宪平,社员石春阳、武晖、张卫庞等,都成了他的朋友、伙伴。尽管他们都知道习近平的父亲“犯了错误他是个“黑帮子弟”。

与习近平的交往深深影响了这些伙伴们的人生选择。与习近平交流较多的武晖,后来成了一名教师;石春阳则在习近平离开梁家河时,接替习近平当上了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。

在梁家河一队插队的北京知青王翠玉这样评价习近平“在习近平眼里,没有高高低低,没有看得起谁,看不起谁他待人讲话,总是面带笑容,总是很和气。这是很不容易的!”

乡亲们已经从心底里接纳了这个北京娃,习近平还成了乡亲们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通道、一双眼睛。

①“闹红”：土地革命时期，当地老百姓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为“闹红”。